深度 教育数字化转型：一个划时代的教育范式跃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未来教育改革的趋势。然而，只有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范式，才能深刻理解数字技术引发的教育变革。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逐渐向人类生活的所有的领域渗透，各行各业迎来了从信息科技时代进入数字科技时代的历史机遇，数字化的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治、数字教育等形态日益凸显。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对所有的领域的普遍渗透，推动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正面临着快速而彻底的变化。数字化转型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开展这些活动的方式，为人类和整个社会带来价值。此外，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迫使全球大部分公共服务转向数字化，倒逼各行各业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和模式结构变革，催化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进程，促使数字化成为各国后疫情时代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教育系统韧性的主导方式。

  事实上，为迎接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各国政府格外的重视数字化转型，将其作为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变迁和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更强调重点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我国政府格外的重视数字化对科技、经济、社会和教育全方面转型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部分，对建设网络强 国、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作出战略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大目标纲要》中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化的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这样宏大的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意义非同一般。

  如今，教育数字化转型已发展成为适应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解决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人才供需矛盾、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新要求。首先，教育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其外部环境的一直在变化，如社会与文化变迁、技术革新驱动、国家政策主导和灾情冲击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促使教育系统转型变化的“压强”，驱动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产生与发展。其次，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活性ECO，具有持续变化的内生发展需求，教育内生的发展需求不断的提高与外部冲击带来的教育韧性建设和稳定发展的需求，也在助推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延拓。

  在教育领域，范式是一种符合人类社会教育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可理解为在具体时间段内被教育大众所承认的关键条款和思想的框架。有学者觉得，至今只发生过一次教育系统的范式转变，即从“单室校舍”（One-Room-School House）的教育模式转变为目前大多数学校仍然广泛采用的“工厂模式”（Factory Models of Schools），这一转变是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时代的历史必然，因为农业时代对教育的需求与工业时代对教育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从时代转型的视角来看，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教育范式经历了从古典教育范式到现代教育范式的转换。古典教育范式从十七世纪开始发展，作为对早期工业生产发展要求的回应，主要聚焦向学生传授实用知识、能力、技能，并为未来的工作准备好，强育的解释性和说明性。在后工业社会时期，古典教育范式开始主张人的身份价值、个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创造性活动机会，认为教育的功能不应仅仅归结“职业选择”，还有“使人成为人的需求”，推动了教育从古典教育范式向现代教育范式转换。

  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创新成为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动态能力的大多数来自。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教育范式不能够满足个体对新机会、个人潜力的发展的追求，鉴于此，聚焦需求和创新的教育范式逐渐成了新的追求，它并不否认知识的数量、宽度以及认知的价值，但更关注基于创造性问题解决和对需求的满足。如今，我们正走向信息社会，正在经历从现代教育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技术并非存在于社会结构之外，技术和社会领域高度交织在一起，并以无数种方式不断地相互创造。技术已融入了社会生态系统，技术在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系统中具有内在的教学价值，即促进人类学习，促进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随技术的发展，以技术增强、技术应用、技术融合的方式与教育系统共同进化。例如，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和学习管理系统，从早期用于设计自动教学操作的程序逻辑，并执行简单的在线学习任务；到基于技术进行自动化工具的设计，将技术系统与人类导师结合使用，以教授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再到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技术模拟来支持学习，利用互联网引入异步和同步通信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数字技术嵌入教育系统以促进教育质量提升渐成常态，人类活动的每个方面以及每种社会文化现象呈现新的特点，包括逐步实现信息的实时交换、消除时空之间的信息延迟、集成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信息、创设沉浸式的体验、对资源高效配置、对变化的快速反应、对事件的快速处理等等，人们认知社会的确定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教学理念从传统教学到差异化教学，从差异化教学到适性学习，从适性学习到个性化学习的发展，满足学习者学习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意识日渐增强。然而，在这种需求驱动的数字化教育新范式中，需求指的是由需要而产生的要求，需求的概念不是学生、教师和管理者在开展教育活动中产生的要求的简单综合，而是一个对应用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整合了参与主体个性化的教育和学习要求，教育系统问题解决和系统进化的现实需求，以及教育社会性价值的要求。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在宇观层面涉及世界教育大系统和人类的发展，例如，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 UNESCO）发布重磅文件《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指出当前教育面临着重新构想“为何学、怎样学、学什么、哪儿学和何时学”的迫切需求，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和可持续未来。在宏观层面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变迁需求、国家发展需求，例如，美国围绕21世纪教育改革主题，于2005年提出“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范式，2020年提炼出这种范式的五大要素：学生主体、社会嵌入、个性化—针对性—情境化、“开墙”办学、能力本位。在中观层面涉及技术革新需求、人才市场需求、教育系统内生发展的需求，例如，有学者指出，大学需要开展一系列“需求驱动”的改革，以适应新兴全球经济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对工作场所的 持续“干扰”，各机构必须确保其产品“更紧密地符合就业市场的需求”。在微观层面主要是对学生学习需求的满足和对教室教学需求的支持，例如，有研究认为，需求驱动教育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学生通过这一种方式，能够决定学习的内容、时间和方式。

  综合来看，教育需求可大致分为：人类发展需求，包括绿色和平、公平包容、持续发展、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与全球技能；国家战略需求，包括国民素质提升、公平优质教育、拔尖创新人才与特需人才教育培训、前瞻战略布局；人才市场需求，包括职业技能要求、职岗胜任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就业变化动态；个人发展需求，包括兴趣偏好、才能结构、终身学习、生涯幸福。这四类需求构成 一 个“教育需求生态”。

  在需求驱动的定位下，未来教育系统必须机制灵活、开放创新、适需服务。其中，适需服务是未来教育系统的基本功能特征，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以需求结构为结果假设开展“逆向工程”，设计供给侧的系统架构。然而，需求结构是一直在变化的，而且教育市场的需方往往也有知识贡献作用，所以需求驱动的未来教育范式不是工商业的供应链体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学习ECO，它具有灵活开放、动态调适、不停地改进革新、持续进化的特征。因此，如何构建富有活力的教育ECO，乃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大挑战。与阶段性发展的变化相比，教育数字化转型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发展状态，旧的教育ECO不适合现有的需求驱动的范式，无法在新的范式条件下发挥作用。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学习ECO，是否能迎来教育范式的新生，还需要创建一个面向需求驱动范式的数字学习ECO，其概念框架如图所示：

  制度性是教育自身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性，全社会对于教育价值及其取向的判断也常常取决于制度供给情况。从整个教育系统来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数字技术的应用范畴，它涉及教育系统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这是一种划时代的系统性教育创变过程。可以说，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并不是由技术思维决定的，仅从技术角度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显然是偏狭的，单纯从教育组织层面出发的创新和改革亦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推进，需要用配套政策制度来整合社会资源，管理组织实践，促进社会协同，支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服务于教育系统的创新和变革。也就是说，制度的供给与支撑，可以协调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实践者与决策者形成共识，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这种多层次、多样化、系统性的发展过程，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体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需要政府主导的行动，需要有规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法规政策与评价机制，引导、鼓励传统教育组织进行转型实践。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策略和计划，但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建设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为了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更为了抢占国家数字化发展的先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引导、组织管理、安全保障、质量监管和资源配给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方面，要建立垂直治理结构，探索教育管理部门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数字化转型领导力的提升，强化中央和地方区域的发展关系；建立各级各类学习成果衔接和沟通机 制，强化不一样的地区、不相同的领域、不同类别教育组织间共生合作；建立社会、教育系统、跨领域合作机制，推进教育系统的产业协同和校企合作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要关注教育供给侧改革如何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形成以“需求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体系结构，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发展需求，例如数字资源整合制度、教育数字化新基建保障制度、数字化环境建设制度；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质量，以及由于数字化发展而引发的数字鸿沟问题，探索公平与质量的平衡机制。此外，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发展之初，我们应该有基础性、先导性的制度引导，而跟着时间的推移，需要持续进化的制度保障，国家层面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体系的就绪行动亦是长期性的活动。

  尽管政府在实践管理和支撑体系建设的角色无法替代，但教育数字化转型归根到底需要从教育组织层面来开展具体的实践行动。然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过程中，教育组织的数字化就绪水平会影响其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则会直接影响其数字化转型能力。

  在教育组织层面，需要找准现阶段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着力点，开展教育组织的数字文化就绪行动建设，尤其是探索教育组织的转型能力提升，以形成以数字为核心的教育生态。

  从数字技术层次看，需要打破单一技术布局和忽略技术快速变化而造成的技术限制，建设新技术融合的数字学习ECO。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关注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转型需求点的对应形式，数字技术以点对点的方式嵌入教育ECO；二是尝试探索数字技术赋能的多元化服务方式，从多个问题和目标的需求点走向服务线，增强教育ECO的服务的品质；三是通过“技术链条”或“技术生态”打造教育生态系统的空间 承载面，形成数字协同、空间智能和生态协调的数字教育生态。

  从教育教学层次看，需要促进组织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功能整体，特别是融合数字技术功能（工具、程序、硬件等）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教育改进、学习支持、教学支持等），促进教育组织的教、学、管、测、评整体数字化。一是创建数据赋能的新式教育数字化评价方式，特别是创建更加多元的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新方式，以形成富有生命力的教育评价系统，使评价过程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准确、手段更为丰富；二是开发新形态优质数字化课程资源，最大限度增加优质数字化课程资源，促进资源的共建共享；三是探索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新模式，孵 化 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学校的使命是教育，教育教学中的数字技术应用是为了解放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基础性要求就是要提高人的数字素养，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因角色不同而需要的数字素养不同，例如，教师数字化能力与当前数字化教育需求和未来数字化人才教育培训紧密相关。同时，参与者的个人素养会直接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和水平，如果缺乏相应的数字素养，组织内部的个体将难以参与或实施实践活动，更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组织的文化认知和知识能够变成组织内部的习惯，这些习惯会在具体的情境中变成不需要具体思考的意识和行为，形成新的“文化基因”。因此，需要发展组织内部个人数字素养，率先培育具有根植性的转型文化。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包括学生、教师、教育系统管理者、企业、数字化转型团队、政府、研究人员等。其中，学生、教师和教育系统管理者的个人数字素养是组织转型能力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一方面，需要促进个人的热情参加，并为学习人际交互过程提供支持，侧重于在数字化转型实践过程中提升参与者的数字素养；另一方面，要关注不一样的角色的数字素养：一是培育管理者的人际管理和技术应用的技能，这些能力元素会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倾向和组织实践的过程，特别是数字化领导力、数据治理能力、数字决策能力等；二是培养教师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胜任力，特别是创造新的知识、技术或者其他内容的能力；三是培育学生的数字生存和数字创造能力，特别是信息意识、数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安全素养等。

  参考文献｜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一个划时代的教育范式跃迁[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22,(0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