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马克思学校成立伟人亲自授课

  在党的历史上，中央党校是当时红色革命战争的一大产物，具备极其重大的作用、意义和地位。早在1926年，中央就慢慢的开始思考创办中央党校这一问题，并初步打算在北京、广州两地分别建立一所中央党校。

  然而，战火纷飞的年代限制了这一美好想法成为现实。加之社会动荡不安，早期的党组织拿不出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创建中央党校。

  直到1932年，苏区中央局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同时也是考虑到壮大党组织的因素，就特地开办了苏区中央局党校。

  这所党校的校长由时任组织部的部长任弼时担任，旨在培养和选拔一批县级领导干部。起初，它还能满足发展党员的需要。但随着革命事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加之“围剿”的破坏，这所学校最终难以为继。

  后来，当领导的红军反“围剿”战斗取得胜利后，大家打算重建一所党校。1933年3月13日，在原先的苏区中局党校基础之上，开办了一所中央马克思学校。这便是中央党校的前身，而当天也就成为了中央党校的生日。

  这所党校刚开始建在江西瑞金的叶坪洋溪村刘氏众厅，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搬到了瑞金县下肖区（现在的沙洲坝镇）大埠村黄竹堪下。

  党校的第一任校长为张闻天，副校长为，教育长为董必武。他们这一代老一辈革命家都对中央马克思学校付出了无尽的心血和精力。

  虽然党校很小，但组织架构一应俱全。校内设有教务处、总务处，还成立了总支委、团总支，并在每个班级里面建立了党团支部。除此之外，还有马列主义研究会和俱乐部。

  当然，这所党校的教育宗旨依旧是为党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人才，尤其是能适应革命战争的优秀党员干部。另外，党校也鼓励大家努力将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在校内接受党的教育，也要亲身参加反“围剿”，以此强化革命战斗思想。

  与此同时，为了可以让工农大众全面掌握党的革命理论，中央马克思学校还专门编印出版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宣言》《政治常识讲义》等教材讲义和有关书籍。

  并且，在班级设置方面，党校当时考虑多重因素，共编排了3个班级：普通训练班、干部训练班、高级干部训练班。这也就是说，不同身份、不同资历的人，就会进入相应的班级进行学习和接受教育。

  同理，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基础课程大多是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原理、党的历史、工人运动、常识等理论知识。而学术讲演则是高于基础课程的一门新课程，也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比如，董必武在1933年3月18日作了《巴黎公社》演讲，张闻天则在同年4月9日演讲过《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又在12月3日作了《广州公社》演讲，让学员倍受鼓舞。

  此外，党校还有理论实际相结合的课程。1933年7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第一期高级班的学员暂停上课一个月，而是赶赴会昌筠门岭进行实习。至于具体的实习内容，则是跟工农运动和土地革命紧密关联。比如，查田、助农、打土豪。

  当然，党校的另一个实践教学项目，则是组建宣传队，前往各地吸纳红军士兵，从而进一步壮大党的组织力量。

  任弼时、主要是讲授党史，从党的诞生一直讲到当时的反“围剿”战争，让学员了解到了党的发展路线。

  董必武则比较擅长讲世界史，让学员都打开了视野，知道了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工业革命、美国南北战争，还认识了很多外国的革命领袖人物，比如华盛顿。

  徐特立是伟人的老师，负责讲授世界地理这个科目，他用通俗易懂的讲话，让学员清楚了地球的知识，比如七大洲五大洋、各国的气候和人口。

  主要是讲关于政治的常识，他以人的发展史为切入口，通过讲述猿猴进化到人类的历史演进过程，来启发学员懂得“这样一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神”这一真理，而是要坚定地做一名马列主义者。

  伟人则是从宏观角度来讲授党的革命事业和发展道路，他用浓郁的湖南口音，让学员明白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引人深思的难题，想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应该说，伟人的授课，无疑是所有学员的指明灯。

  此外，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政治、军事、作战等话题，联系党当时的真实的情况，讲解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经验和理论，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然而，到了1934年，随着再次发起“围剿”，中央马克思学校被迫搬来搬去，影响了正常的学习、教育和培训。

  同年10月，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党中央不得不踏上向西突围的长征之路。与此同时，中央马克思学校正式公开宣布停办，随军撤离。

  中央马克思学校虽然在瑞金开办时间不长，但培养出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党员和工农革命领袖人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播撒下了党的革命火种。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将中央马克思学校正式改为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