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军：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政策意蕴

  教材是人才培养首要的、基本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食粮。加强教材建设，提高教材质量，是党和国家从事业发展需求和未来人才培的战略养高度所构筑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为此，《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进一步明确了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体现国家意志。

  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承载和凝聚着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知识、思想、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及其活动方式的集中反映，会对社会系统成员形成具有显著统摄力和感召力，直接影响教材建设的属性及价值导向。深刻理解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内涵，就要正确把握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

  第一，教材建设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集中体现国家的权力意志。从利益的性质和影响程度上，国家利益有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潜在利益与现实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分。教材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物化课程，肩负着为国家下一代传承知识和价值观的使命，对国家利益发挥作用在一个教育周期是局部的、潜在的和短期的，但经过一定教育周期后，当各类人才在国家各行各业中服务的时候，局部利益就会转化为全局利益，潜在利益转化为现实利益，短期利益转化为长远利益。同时，教材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让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载体，承载着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质量与规格、路径与方式、服务对象与客体等的重要依托。所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国家所需？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服务国家和社会？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决定国家育人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教材质量为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和人力资源。

  第二，教材建设属于国家社会文化事务，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教材依照国家需要，精选了旨在促进人才发展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价值内容，为学习的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通过教材的传播功能和辐射功能，使更多的人群受益，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教材知识谁来组织选择？选择什么知识编入教材？依据什么标准和政策来选择知识？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不单单是课程教材专家、学科专家个人或个别团体的事，更不是普通民众的事，而是国家的事务。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人民需求期盼不同，不但要把教材建设纳入国家社会公共事务范畴，而且要把教材的公共事务规划好、完成好。

  第三，教材建设必须由国家统筹管理。既然教材建设事关国家利益，属于国家社会文化事务，教材建设就必须由国家统筹管理。国家是行使教材建设管理的第一权力主体，在教材管理体系中发挥领导、组织和督查的决定性作用。教材管理体系由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等构成。其中，组织体系主要明确谁来管理、谁来建设的问题。教材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参与建设和管理的人员较多，而且不同学段、不同学科、领域和专业的教材数量庞大。据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2018 年共出版课本 82862 种（新版 21066 种）。其中，普通中小学课本 10773种，中专技校 6104 种，大专以上学校 59950种，除此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教学用书等。如此复杂多样的教材类型和数量，必须从更上位和层面予以统筹、规划与协调，这就集中体现在国家对教材建设的管理统筹问题。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教材工作。一方面，要强化国家的统筹管理和整体规划；另一方面，还要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专业、不一样教育的教材特点，实行差异化管理，以保证教材建设各环节、各方面的有效运作。如这次出台的《四个教材管理办法》就体现了对不同学段和领域教材的差异化管理，即按照不同学段、领域教材的特点和时代性特征，依照国家对教材建设的要求，进行有区别的、对应一致的差别化管理，从而使各阶段的教材更符合相应阶段人才培养的需求。

  第一，教材反映国家社会政治制度性质。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教材管理制度，教材总是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映。如此，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教材，才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或“合法性”，以便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教化，使国家的意志得以贯彻落实。合法化的过程事实上具有认知和情意两项主要成分，即合法化的过程一方面借助其已客观化的意义赋予认知的效力，以解释机构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借助其自然迫切的动机赋予其高尚的意义并将机构的秩序正当化。学校课程标准的制定、教材的编写与审核、教材的选用与使用以及评价方式，都是在这种正当的、合法性的制度中运作实施。所以，作为一种教育过程的实践活动，教材不能只作为知识的文本去学习，还要深入理解知识背后的思想价值观及其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中去把握。

  第二，教材承载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文化是教材知识内容的来源和依据。教材内容是从人类文化成果中进行选择出来的，本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化是教材内容的核心部分，体现着显著的本土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精神。不同国家尽管有不完全一样的教材制度和选择标准，但对本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的首肯和重视是一致的，因而各国的教材体现出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英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骑士传统，渗透着“绅士风度”的精神风貌；法国崇尚自然主义，有着浪漫主义的特点；德国的守约、精细，彰显着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美国作为北美大陆的“拓荒者”，彰显了自由主义的风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年而不衰，为我国的教材提供了极其丰富文化资源。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把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基因世代培育好，讲好中国故事、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要使命。我们教材建设必须加强中华优秀历史背景和文化挖掘、传播、创新和发展，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教材传递主流和权威知识与价值。任何国家的教材都把在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维护放在重要位置，把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主流或主导的知识观念加以传播，这是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更有价值，更有权威。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教学文本成为宣传和影响下一代合理合法接受主流和权威知识与价值的直接渠道和便捷方式，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各国同样如此。

  第四，教材兼顾不同地域和学段学科的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教材建设必须兼顾区域差异，坚持“国家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体制”，统一要求与灵活多样相结合，给地方和学校以空间和自主权，这既是尊重差异性和多样化，充分的发挥各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编好、用好教材，也是更好落实教材作为国家事权的需要。在兼顾地域差异的同时，更要遵循规律，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对不同学段和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和明确规定。例如，中小学教材要在落实、落细上下功夫，重点统筹设计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修订完善中小学教材编修基本依据，完善三科统编教材，增强中小学课程教材育人功能，夯实学生健康成长基础；职业院校教材编写要求体现职业教育特色，从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特点和学生认知需求出发，适当吸收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方法的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规范等，注重产教融合、普职融通；普通高等学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修订、新编一批体现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同时，对于自然科学教材要提升原创性水平，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的新趋势，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反映国际先进水平。

  第一，把住教材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住教材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是把住教材建设的政治关和质量关，也是把住了人才培养的过程关和结果关，使人才培养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确保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实现。教学过程中，学生整日学习和实践这些知识思想和行为方式，发展成为国家所期望的人，如此才能在未来承担起国家所赋予的职责和任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谁来领导就至关重要。教材意识形态的领导决定人才培养的方向、质量、路径和方式，决定国家的未来发展和长治久安。可以说，教材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体现和基本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材建设中，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教材建设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教材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不断前进。

  第二，传承好中华优秀文化和主流价值观。首先，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让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深深地扎根于下一代的心里。同时，要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让学生了解党史、国史，植根中国底蕴，传承红色基因，打好中国底色。其次，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中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材建设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第一个任务，不能仅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口上，而要有机融入课程教材，使之真正入脑入心，变成学生的自觉行动。最后，在信息网络化的虚拟世界中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感。教材必须以主流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感来维系，必须有正向的、积极的网络伦理来维系，坚决不利于青少年学生健康发展的信息，特别是虚拟的、虚假的、庸俗的内容信息，给学生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健康的网络环境。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能忘记，育人是目的，技术仅仅是手段。

  第三，坚守育人为本、服务国家的初心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当代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追求，服务祖国和人民是教材建设的职责和使命。教材建设必须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奉献祖国”的教育价值理念，认真回答和破解“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深入践行习提出的“六个下功夫”。教材建设承载着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和提高全民的素质的使命，一定要坚持育人为本，坚持学生的发展为本，立足新时代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五育并举”，促进“五育融合”，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素质，服务祖国和人民。

  第四，完善中国特色的教材治理体系。教材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教材建设的国家事权落实、落地提供坚强保障；推进国家层面的教材管理职能向下延伸，健全地方和学校的教材管理制度，明确各级教材管理主体的职责；推进国家层面的教材管理职能横向拓展，充分的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教材管理的有效合力，把教材建设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这样才可以使教材建设真正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更注重教材建设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性，推进教材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创新教育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