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予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作者：柯清超（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信息化教学专委会委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教育数字化是利用信息技术对教育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和功能提升，实现教育环境、教学过程、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与师生素养的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教育创新发展，支撑构建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体系的过程。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推动者在不改变既有组织及其根本运行架构的基础上，应用数字技术悄然地改变其具体运作规则，甚至颠覆规则，再造教育流程，并在不破坏学校物理基础结构、不弱化组织固有功能的基础上，在新的虚实融合空间层面连接与重构教育要素，实现教育资源供给结构、教育治理结构、师资配置结构、课程与教学组织架构的调整与优化，为基础教育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新的结构动力。

  数字化为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牵引力。自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数字中国”以来，数字化已逐渐跻身我们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十四五”时期，国家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以加强教育数字化建设：“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聚焦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十四五”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推进文化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列为优先行动；教育部在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启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以数字化为引擎，牵引基础教育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基础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大趋势。

  数字教育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数字教育的牵引力，需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提高对教育数字化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数字教育的牵引力，需要发挥数字教育资源的规模化与灵活性优势，助力教育公平；增强数字教育的牵引力，需要持续夯实教育数据基座，赋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与教育评价改革。

  数字化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供给改革提供推动力。数字化发展利用互联网重新连接教育体系的各种要素，重塑教育的基本结构，扩大优质资源供给规模，丰富资源供给渠道，形成新供给、新业态。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基础教育利用互联网快速汇聚整合大量优质数字资源，支撑全国性大规模“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活动，助推线上教育服务供给发挥规模化效应，迸发出巨大社会效益。

  2022年3月上线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目前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础教育资源数字化中心和服务平台，平台提供的优质资源，能够有效服务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改进教学、农村学校提高质量、家校协同育人、“停课不停学”等需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已成为构建我国数字教育生态的重要基座，在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台通过资源赋能、数据赋能、连接赋能和技术赋能四重机制，支撑区域基础教育的改革与教学创新。

  数字化为中小学校的系统性转型提供内驱力。数智化时代对人才教育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对教育的诉求从标准化、规模化的阶段性学校教育，转变为对时空灵活性、服务智能化、路径多元化的全民性终身教育需求。近40多年来，我国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从全国范围看，目前大部分中小学的管理模式、课程教学体系、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评价方式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的办学模式，学校缺乏系统性转型的主动性与内驱力，学校的教育观念与人才教育培训方式落后于信息社会发展。

  随着各种数字技术的智能升级，师生已进入一个人机协同、认知增强、虚实融合的数字化学习时代，伴随着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教师与学生，其学习认知方式、工作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传统学校教育教学模式提出了从知识积累、技能训练向知识创新、素养形成发展等新的转型要求，形成了一股源自学校内部变革需要的“自下而上”的转型推动力。同时，我国近年来推行的教育评价改革、“双减”等政策，也对传统工厂化灌输式教学提出了挑战，倒逼学校思考怎么样应用新思维、新技术，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进行系统性深层次转型，探索数字社会背景下的大规模因材施教多样化人才教育培训模式，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